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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岛上旧时的民间“先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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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祥森
      “先生”者,与“后生”相对而言,原本是指出生时间在前的人,引申为对有文化或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者的尊称。语云“后生可畏”,先生则“可敬”。旧时,崇明岛上民间被称为“先生”者,大都是平民老百姓所敬畏的人,其中,教书先生的社会地位最高,他们不属于“工农兵学商仕”六大系列,是社会上的特殊人群,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或独特的谋生手段和技艺,不从事体力劳动,素常穿长衫和鞋袜,有别于衣着粗布交领短衫、大裆裤、几乎长年赤脚的“田乌郎”(种田人),而且文质彬彬,颇有气质和风度,身上闪烁着各自职业的灵光。
    一、说书先生
    说书先生是旧时崇明岛上的民间文艺工作者,也是民俗文化的传播者,是有文化的人—— “文人”,在“三教九流”中属“上九流”。说书先生知书达理,有的人满腹经纶,但因时乖运蹇,未能挤入仕途,只得流落江湖,长年奔忙在城乡集镇的茶园书场,以说书卖艺为生。
  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崇明有大小集镇近百个,其中较大的集镇有30多个,镇上大多有茶馆店,有的称茶园、茶楼。茶馆店是旧时崇明城乡集镇上主要的休闲交际场所,“坐茶馆”的人很杂,有当地的头面人物,有家道殷实的富家弟子,也有一般平民百姓,大家在茶馆店里品茶交友、谈生意、断情理,喝茶之余还交流着各种消息和新闻,上至国家大事,下至地方传言趣闻,几乎无所不谈,茶馆店也就成了社会信息的集散地,常年生意兴隆,人头攒拥。大凡有一定规模的茶馆店为吸引茶客,都开设有书场。书场是说书听书的主要场所,备有各色茶食点心,供人品茶听书时尝新。1921年,县城东南观海楼茶楼开设的书场是崇明史籍记载最早的书场,之后,城乡集镇茶馆店争相开设书场,较有名的有1928年开设的竖河镇俱乐茶园书场、1933年开设的新桥镇新乐茶园书场和西三江口的民众茶园书场、1943年开设的堡镇大鸿楼茶园书场以及1948年开设的城桥镇城南茶园书场和民众茶园书场。新中国成立后,全县有书场34家,规模较大较有名的有涤园、汇芳、宋园、南小楼、北小楼等。1984年,全县有书场23家,其中较大的书场有堡镇书场、城桥镇文化馆书场等,设客座200多个;较小的书场如浜镇书场、老八滧书场等,也有客座70多个。进入90年代后,大众传媒和电影、电视、文艺表演等日趋繁荣,茶园书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    说书先生在茶园书场说书,首先挂牌数日,广告宣传,吸引听众,至时开场说讲。早期的说书形式主要以“说”为主,称评话或评书。说书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崇明方言,间或夹带几句普通话和上海方言,称“崇明官话”,以增加语言色彩、亲和力和趣味性。说书的道具很简单,主要有折扇、醒木等。进入30年代后,说书形式开始多样化,弹词和评弹(有说有唱,系评话和评弹结合而成)传入崇明,往往男女演员搭档登台演出,伴奏乐器有琵琶、三弦等。另外,崇明民间曲艺钹子书(唱因果,又称“洋千”——以一只小钹和一根筷子为乐器伴奏,用崇明方言演唱)也于40年代后期由田舍街头进入茶园书场,这些说唱艺人统称为说书先生。
    说书先生各有师承、门派,讲究衣钵相传;说讲的故事也均有所本,称“话本”。“话本”大都依中篇或长篇章回小说改写而成,文字和语言适合口头说讲,如《珍珠塔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杨家将》《玉蜻蜓》《三笑》《描金凤》等“话本”。有的长篇“话本”字数多达6070万字甚至百多万字,比小说原著字数多出数倍,连说一、二个月,说书先生不但要牢记背熟,而且要以极富表演力的语言声调及手势身段说讲出来,其记忆力和口才十分惊人。在说书过程中,说书先生形象地说讲故事情节,表情夸张,时而扮男,时而扮女,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喜怒哀乐活灵活现,每当说至高潮或关键时刻,来一个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”,紧紧抓住听众心理,使书场常常爆满。
    二、账房先生
    账房先生是替人管账的,相当于现在的会计师或经济师,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,精通财会业务、熟悉本行本业,大都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处世经验。旧时,崇明的粮户(地主)人家和商号大多设有账房,聘请账房先生,经管钱粮出入,有的账房先生还担当着“师爷”“管家”的角色,为主人出谋划策,被视为心腹。
账房先生长年为主人家服务,收入也较一般职业为丰,所以家境比较富足,足以傲视乡里,有鹤立鸡群的自豪感。但寄人篱下,仰人鼻息,遇事谨小慎微,每每惴惴不安,养成了唯上欺下的职业性格。在民众心目中,账房先生虽有一定地位,但口碑不太好,特别是为主人家收租要账的账房先生,经常借故欺压穷苦百姓,因而在“三教九流”中属于“下九流”职业,有的被贬损为“狗腿子”。
    另外,民间操办婚事丧事期间,事主家也设有账房,收受宾客的礼金、礼物,并请亲友中信得过的识字人记账入册,这些人也称账房先生,不过是临时性的。
    三、郎中先生
      “郎中”是对医生的尊称。郎中本是官名,约于宋代成了职业名称。约定俗成,黄河以北大多称医生为“大夫”(也是官名),黄河以南多称“郎中”,崇明岛地处长江口,算是江南地面,民间习惯称医生为郎中先生。
崇明的郎中有走方郎中和坐堂郎中之分。走方郎中一般是由外地来崇明行医的,他们居无定所,背着药箱,举着“医招”(长条形白布小旗),摇着小铃铛,走村窜巷,为人医伤治病,其中有真才实学的,也不乏招摇撞骗之辈,所以崇明人所称的“走方郎中”多含贬义。坐堂郎中则不然,他们以本地人居多,或在药店坐堂,或在家中待诊,均有师承和资历,大都为全能医生,内科、外科(伤科)、牙科、儿科、妇科兼治,有的擅长某一专科,成为名医,望重一方。名望较大的郎中先生出诊时备有专用的木制独轮车,长年雇有车夫,车上挂有药箱,郎中先生斜坐在独轮车上,两手抱膝,闭目深思,独轮车在乡间小道上吱吱咯咯地响着,沿路人等遇见,急忙让路,油然心生敬仰。
    郎中在“三教九流”中属“中九流”,较之“上九流”的士、农、工、商下一等,但因关乎人生“生老病死”中的“病”——“四大”之一,加上学医不易,所以无人不对郎中表示尊重敬畏,郎中的社会地位也就很高。
    四、教书先生
    崇明人尊师重教、耕读传家,人文荟萃,俊杰辈出,这里面有教书先生的一份大功劳。早在宋嘉熙年间,崇明建有“书堂”,以后陆续建有州学、县学、书院,这些都是官办的,每届收录的学生不多,约三四十名。社会集资兴办的有社学、义学,学生人数较多,但每届总共也只有百多人。城乡殷实户或家族建办的私塾,称家塾、宗塾,数量最多,学生也最多,遍布崇明上下八沙,是社会上主要的教学场所。另外,一些私人开办的门馆、教馆、学馆、书屋也有一定数量,收费不多,教授一些贫寒子弟。清末民初,西风东渐,创办新学,以上各类教学场所逐渐被学校替代,教师的称谓却一直未变,崇明人习惯称之谓教书先生。
    教书先生大都是落第秀才或老童生,青灯熬夜,白首穷经,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,将破碎了的功名梦寄托在弟子身上,加上别无他长,只得以执教为业,赚取一份薪俸,养家糊口。教书先生最大的期盼是帐下学生能有一二个出类拔萃的,将来考中秀才、举人或探花等,则“容兮遂兮”心愿足兮。
    崇明人俗语有“三代不读书,等于养圈猪”之说,渴望有文化,求知欲极强,所以对教师先生十分敬重,见面时恭恭敬敬叫一声“先生”,聚会场合尊以首座,遇事多听从意见或指点。教书先生的家庭被视为“书香门第”,无论贫富,都受到尊重,大家认为书诗传家久,有文化之家必有发迹的一天。
 

 【发布时间:2019-09-25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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